赵隆：莫让俄乌冲突“谈判窗口”流于形式

在俄乌冲突持续9个多月之际，谈判窗口国际社会有关俄乌双方恢复谈判的赵隆呼吁不断增多。之前有媒体报道称，莫让美国正施压乌克兰，俄乌要求它对与俄罗斯和谈持开放态度。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，流于俄乌必须重返谈判桌的形式时刻将会到来。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将继续与俄总统普京对话，谈判窗口寻找乌克兰危机的赵隆解决方案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指出，莫让俄乌之间重新建立对话非常重要。俄乌在笔者看来，冲突关于恢复谈判呼声高涨表明，流于面对俄乌冲突的形式长期化、扩大化和复杂化，谈判窗口世界对其外溢影响的耐受度已逼近极限。

在发展层面，无差别化的“危机痛感”持续蔓延。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、粮食、金融等领域造成巨大冲击，当事方的“制裁—反制裁”斗争对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干扰，全球发展合作的大环境更趋复杂。国际能源署认为，世界正处于“第一次真正的全球能源危机”。优先确保能源安全还是坚守气候承诺推进绿色转型，成为不少国家的两难选择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，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和化肥价格暴涨，造成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，3.45亿人的生命和生计面临危险，48个低收入国家成为最脆弱的受害方。而在能源和粮食危机的传导下，发达经济体也未能幸免。10月，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再创历史新高的10.7%，19个成员国中有11个通胀率达到两位数，能源价格同比上涨41.9%。在愈演愈烈的危机中无人能够幸免的痛感，导致各国期待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能够尽快重启。

在安全层面，对冲突“螺旋升级”的恐慌不断上升。波兰边境地区的导弹爆炸疑云，不但刺激着冲突当事方的紧张神经，也造成外界担忧因擦枪走火事件触发北约集体防御的“第五条款”，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“避战”红线被打破。“北溪”天然气管道遭到破坏的悬案和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“恐怖袭击”，不仅引发当事方相互指责的舆论战和报复心理，也使各国对于“战场范围不会超出乌克兰”的判断产生怀疑。

在政治层面，有关“制裁疲劳”的内部困扰加剧。随着俄乌冲突进入战略僵持阶段，美欧之间“挺乌惩俄”的宏观共识难以掩盖其内部本国优先和对外协同的矛盾。美国共和党执掌众议院后，多名议员第一时间提交法案，要求拜登政府对援助乌克兰所拨资金进行严格审计。随着欧洲情绪化色彩退却和政策内顾化倾向上升，应对民生困境和对俄制裁的反噬效应成为政治博弈焦点，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“国家利益至上派”的掌权，客观上加剧了欧洲应对乌克兰危机的“决策赤字”。各国民众和社会对于这场“无休止冲突”的悲观情绪，成为劝和促谈的重要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谈判往往是解决军事冲突必不可少的环节。鼓励当事方展示谈判意愿并最终走到谈判桌前，是世界各国肩负的共同责任，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。

首先要创造客观条件，营造适当氛围。谈判是相互妥协的艺术。1814-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通过均势、补偿等原则实现各方利益妥协，基于此建立的维也纳体系随之为欧洲带来“百年和平”。虽然俄乌双方在现阶段都不愿主动作出让步妥协，但仍可尝试通过扩大换俘规模、减少平民伤亡、控制打击烈度和范围等措施，展示出有意恢复谈判的态度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利益攸关方也需基于实际情况，有效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，为冲突当事方在任何层级、通过任何形式的对话创造契机、搭建平台。在推动俄乌双方重启谈判之际，还需探索恢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有关欧洲安全框架的对话，争取在俄美关于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》核查工作的磋商中取得实质性进展，讨论针对敏感设施划设“核安全保障区”的可能性，以此增强国际社会对于维持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的信心。

其次要坚定和平信念，由易到难逐步推进。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酿成今日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错综复杂，双方对于领土主权归属的分歧仍难以调和，冲突造成的伤亡悲剧也可能加剧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仇恨，恢复谈判的巨大阻力显而易见。但是各国仍需坚定“谈出结果、谈出和平”的信念，鼓励当事方通过“小步慢走”的方式，将恢复接触、定期沟通、临时停火、局部止战与签署和平协议等进程分阶段处理，通过建立工作组明确谈判底线并调试妥协空间。各方还可在“黑海港口外运协议”的成功基础上，探索在联合国或其他关键第三方斡旋下，采取针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共同行动，为局势走向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。

最后要避免形式主义，摒弃政治操弄。从目前看，虽然促使俄乌尽快恢复和谈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，但部分国家的政治目的并非真诚鼓励乌克兰回到谈判桌前，而是希望通过其展示谈判姿态来缓解世界范围内对冲突的疲劳感，背地里仍寄希望于利用冲突的持久化来消耗对手，利用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外溢效应来谋取利益。部分政客甚至将此作为积累政治资本的特殊途径，导致当事方对于实质性恢复谈判的意愿不足，对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的信心缺失。从长远看，冲突长期化、扩大化、复杂化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，而隔岸观火、火上浇油等错误心态，只会导致所谓的“谈判窗口”流于形式。（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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